讀書隨筆》台灣人的一派泰然──讀阿里夫德里克《殖民之後？》-1
七月最後的星期五下午，雷陣雨已經過去一兩個小時，在與台北車站隔著忠孝東路的許昌街人群竄動，裡面有暑假還著制服的高中學生排隊買手搖飲，買好了可能就要回到補習班的大廈電梯前排隊。排隊上大學。拖著大行李箱拿著手機的韓國夫婦問也要過馬路的女生手機裡的地址怎麼去，那女生因此放棄過一段馬路。
幾天前，原定明年要舉辦在台中的「第一屆東亞青年運動會」，剛遭到東亞奧協理事會所召開的臨時理事會取消。投下支持取消的代表有中國、中國香港、中國澳門、蒙古、朝鮮、韓國以及中國籍的主席劉鵬，中華台北投下反對票、日本則說此事關重大，應延後討論，投下棄權票。取消的理由是台灣本地正在舉辦「2020東京奧運正名運動」，也就是希望以「台灣」的名義參與東京奧運賽事，該會議認為此活動將對東亞青運造成政治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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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上一些政要、評論家對此事發出不滿，畢竟這是台灣首度舉辦奧運體系的國際賽事，只是絕大多數的公民並沒有太多的行動。我所要談論的並不是像今年闖入世界盃足球賽的暴動小貓或是去年台北世大運反年改團體的干預進場等「小蝦米對大鯨魚」的游擊抗議，我所想提出討論的是公民自主行動 以反制另一政治主體的作為，如抵制商品、拒看該國影視作品，有些雷同於中國反制薩德飛彈系統的安設而抵制韓國貨物，但這個例子不夠準確，因它看起來並非由民間發起的抵制行為。
除了既有的東京奧運正名聯署持續，未見新增的活動，但據臉書上偶然瞥見的消息，由於新聞報導的推波助瀾，聯署的收穫有因此增益。
我試著想像如果是其他的國家也發生同樣的事情，它的國民會作何反應，我猜想會有非常劇烈的抗議活動，迫該政府在事件後激進地作為。（我腦海裡沒來由聯想的畫面是韓國倒朴運動）除了媒體做了幾天的文章，大部分台灣人頗靜，台北車站附近與平時沒有差別太多，它就是又度過了它的一天又一天。
德里克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同樣在台北街道的觀察，他說：「……有個非常關鍵的改變我竟然一直沒有意識到，直到兩年前一次來臺，某天早上我看著中研院院區的往來人群，才突然發現台灣民眾(the people)的變化如斯巨大。對於這座島嶼共和國的人民而言，消失在對岸大陸強權的經濟、文化、可能還有政治勢力範圍內，是生活中時時存在的威脅，他們不免憂心忡忡，儘管如此，他們的行為舉止卻顯得一派泰然──不妨就用人類學家沙學漢(David Schak)在文章中的描述，稱之為一種溫暖的『公民心』(civility)吧。」(p.82)
不只一派泰然，對於中國政權之下的人民以及附和中國的其他政治主體之下的群眾，台灣民眾也絕大多數不會視為「惡意的共同體」之一部。偶爾唇槍舌戰難免，但我們不會看到因為國際的政治角力而發生的鬥毆事件，更遑論為了政治事件以民族主義的形式區分敵我，並為此走上街頭。我想起《天馬茶房》的一個片段：終戰後將返本土的日本仕紳因遭遇國民黨軍官而被槍殺於路上，理由很可能只是因為日本仕紳在天馬茶房裡說日語。至少在這個時空的台灣不會發生這樣荒唐的野蠻場景。
台灣人並非個個都「佛系」，證悟「共同體」是統治者所操作的而不理睬，台灣人還是很執著於「台灣人認同」的。住在這座島嶼上的人已經習慣被打擊，有點像是翅膀剛硬的年輕人，但是打擊也「不過就是打擊」，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嗎？在持續不斷的狀態下，也就沒有什麼積極反抗的需要，只有一派泰然。
一派泰然的原因也有爭論，德里克沒有在這篇文章明白挑出，但我認為那就是爭論來源：
「今天，『台灣人』指的不僅是一九四五年以前就住在島上的居民，而是所有住在台灣的人──這種變化本身就代表實體本土勝過了抽象國族……」換句話說，一九四五年前後的國族構成變換的衝擊，很有可能此刻已經失效。德里克接著講，「這倒不是說壁壘分明與焦慮之情已經消失於島上的政局。不過，一九四五年後從大陸來臺的人所經歷的台灣化過程(Taiwanization)，使過去用來區分台灣人與大陸人的標準大為喪失了有效性。」儘管如此，標準失效，它起初的認同仍混異其中，而左右自我認同新標準界線的因素是「對大陸的態度」（當然也涉及大陸對台／對該個體的態度）
德里克話鋒一轉去談歷史認同與殖民主義之間的關聯，串起前頭所稱的「對大陸的態度」。他認為殖民主義與認同間關係的學術研究雖然一直都著重殖民過程裡殖民者的影響，以及被殖民者如何將殖民者的文化作為抵抗的武器（如撤廢六三法運動以及它轉型以後一度前仆後繼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但這種論述裡看不見「過程」，也就是殖民者的文化具體來說怎麼去轉變被殖民者，令被殖民者的歷史方向改變。
似乎可以同意德里克所言，確實歷史的書寫有這麼一頁：「殖民篇章就像國族歷史中失落的黑盒子，其影響最好在恢復國族完整性與歸屬感的過程中抹除。」這可見於國民黨政府來臺時，將一些日本人留下的神社剷平，建築屬於中華民國的建物的「抹除」行徑。但國族揉雜，殖民的概念形成矛盾，國民黨欲建構國族認同，但國民黨在某些歷史時刻（例如228事件），還有人事任用的習慣，彷彿自任為殖民者。不只是文化揉雜，角色地位也揉雜。
台灣化過程使得種種基於殖民與被殖民間的醜惡與良善不能夠切割，更不可能適其族性而分，它可能同住於每個單獨的公民身上。德里克引鮑梅立的話：「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九一年間，台灣政府將台灣描繪為族群意義上的漢族及國族意義上的中國人，甚至宣稱自己是中國大陸的合法政權。從一九八七年起，台灣人出於明確的政治目的，為了證明自身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距離，愈趨頻繁主張台灣認同是將近四百年來漢文化與漢人祖先、原住民文化與原住民祖先，以及日本文化（但沒有日本人祖先）創造出來的混和，而且整個二十世紀都獨立於中國……是獨立的台灣……」
在揉雜已成，並且這個歷程持續進行的現在，「台灣人」如何面對「中國」？前一陣子，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向全球多家航空要求將「台灣」標記為「中國台灣」，有的航空公司悉聽尊便，有的取出替代方案只在中文版本更動，也有強硬者或不理會或反擊。無論如何，該燒香燒香，該吃飯吃飯，該辦的事還是得辦，我在我的限時動態裡看一些朋友發了機票網站將台灣稱為「台灣地區」、「中國台灣」他們有些惱火或無奈。除了機票網站，數位匯流時代ott追劇難免會有中國的供應商…..遭逢重大的政治事件，多半時候他們也不會因此拒用或高呼抵制。
幾無間斷的打壓使得「打壓」失去價值，島上的人習以為常，就一派泰然十分自在，一派泰然的起源由於時間性與空間性，民意的集結似乎少了任何運動的著力點，加以黨國時代以降，表態從來就不是安全的舉動。在心思浮動的這座島嶼，習於不安全的常態，或許不能養成豁出去的性格，而是更捉緊現有的平實。
「中國」對於使用者乃至台灣人，它之於使用者行為到底是甚麼意思，此意思的解讀與行為之間的關聯又為何？德里克對舊有的「中國／China」這一名詞如何在現代性之後誕生做出非常精彩的討論（第三章），但見現下台灣的民意研究多著墨在認同與傾向。我先把這個問題放在心裡，待往後實證討論。